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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案谈抢劫、敲诈勒索、寻衅滋事三罪的区分

郭小锋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

一、基本案情
2003年7月10日，犯罪嫌疑人冯某对陈某说，单位有人欺负他，让陈某替其出气。陈表示同意。次日8时，陈某伙同李某某、柳某、冯某乘车至顺义区天竺镇府前街等候下班的张某某。见到张后，陈某四人对其进行殴打，并强行将其拽上车，用钳子夹张的大腿。后将张带至温榆河大堤，陈问张如何解决他与冯之间的矛盾，张提出给冯钱，冯则要2000元，张说没有那么多，并将自己的驾驶证掏出（内有30元钱及身份证），陈当即夺过30元给司机作车费。后冯让张给1000元，张提出回家拿钱。陈某等人又乘车至张家院外，冯要了张的驾驶证、身份证给陈，由冯跟随张拿钱。张借机逃走。后陈某等人被抓获。经法医鉴定张某某所受损伤构成轻微伤。
二、分歧意见和焦点
第一种意见认为，陈某等人对张付良进行殴打劫财的行为属于寻衅滋事行为。理由是：冯某找陈某等人是为打张某某出气，而且客观上也实施了殴打行为，并抢走30元钱，属于随意殴打他人和强拿硬要的行为。因此，陈某等人之行为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行为，但未达到情节严重，故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陈某等人对张某某进行殴打劫财的行为属于敲诈勒索事行为。理由是：陈某等人先是对张某某进行殴打，进而向张某某索要人民币1000元。此外，公安机关还认定陈某等人抢走张某某30元钱的行为属于抢劫行为。实质上，陈某等人抢走张付良30元钱之行为应为敲诈勒索行为中的一个情节，不可将其独立出来。因未达到数额较大，亦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陈某等人对张某某进行殴打劫财的行为属于抢劫行为。理由是：陈某等人当场对张某某实施暴力并当场抢走30元钱是抢劫既遂。另外，索要1000元钱也属于当场指向的财物，因为被害人回家取钱是在陈强等人的监视下进行，随时都有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暴力，应视为当场的延伸，只不过由于张逃跑这一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抢劫未遂。
第四种意见认为，陈某等人暴力索要1000元钱的行为属于敲诈勒索行为，暴力抢走30元钱的行为属于抢劫行为。理由是：索要1000元钱并非行为人当场劫取的财物，也不是当场的延伸，这种行为属于敲诈勒索行为，因未达到数额较大不构成犯罪；而抢走30元钱是行为人当场取得的财物，而且是在暴力情形下取得的，构成抢劫罪。
分歧的焦点是两个“当场”。笔者倾向于第四种意见，理由是两行为均是在两个“当场”情形下，但是二者之间有区别：陈某等人暴力索要1000元钱行为，张某某采取拖延办法借机逃走然后报案，证明张某某并非只有交出财物的唯一选择；而陈某等人暴力抢走30元钱是张某某独身在车上情形下，面对四人的暴力威胁，故此时的张某某只能任由陈某等人将30抢走，不敢进行反抗。所以，前行为应认定敲诈勒索行为，后行为应认定抢劫行为。
三、两个“当场”在三罪中的体现
刑法上两个“当场”特指当场实施暴力或暴力威胁和当场取得财物。尤其在描述抢劫罪的犯罪特征和构成要件时，最多使用的词语为“两个当场”。的确，抢劫罪在客观方面主典型的表征为两个“当场”。但是，如果反推，结论则有所不同，也即在刑法415个罪名当中客观方面表现为两个“当场”，不只是抢劫罪所特有的。
------ 抢劫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对公私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守护者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对人身实施强制的方法，当场抢走财物或者迫使被害人立即交出财物的行为。（《刑法（分则）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中）》主编刘家琛，人民法院出版社，p1624）
------ 敲诈勒索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取威胁、要挟、恫吓等手段逼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同上书，p1736）。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界限：……（2）抢劫罪的“威胁”是扬言当场实施，“威胁”的内容也是当场可以实施的；敲诈勒索罪的“威胁”一般扬言将要实施，并不一定当场实施，威胁的内容可以当场能够实施的。（3）抢劫罪是迫使被害人当场交出财物；敲诈勒索罪迫使被害人被迫交出财物的时间、地点，可以是当场，也可以是以后指定的时间、地点交出。……（同上书，p1631）
------ 寻衅滋事罪：《刑法》第93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当场实施暴力），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当场取得财物）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显然，三罪名在犯罪特征上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为两个“当场”。其中抢劫罪表现得最为集中，而对于敲诈勒索罪和寻衅滋事罪而言，两个“当场”只是这两种罪的某个方面的表征。因而，撇开暴力程度、数额大小因素和证明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证据外，敲诈勒索罪与寻衅滋事罪较抢劫罪外延要宽，一定程度上两者交叉部分包含抢劫部分的内涵。
四、三罪区分似是而非
（一）“是”。“是”即指三罪名在理论上的区分可谓泾渭分明，不存在区分不清，因为三者之间的理论存在较大差异，不同点也是信手拈来：
1、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1）抢劫罪的“威胁”是当着被害人的面，由行为人直接发出的；敲诈勒索罪的“威胁”，可以是当面发出的，也可以通过书信、电话、电报等形式发出，可以是行为人本人，也可以通过第三人发出。（2）抢劫罪的“威胁”是扬言当场实施，“威胁”内容也是当场实施；敲诈勒索罪的“威胁”可以当场实施也可以以后的某个时间实施。（3）抢劫罪是迫使被害人当场交出财物；敲诈勒索罪可以迫使被害人当场交出财物，也可以以后指定的时间、地点交出。（4）抢劫罪占有的财物只能是动产；敲诈勒索罪占有的财物可以是动产，也可以是不动产。（5）抢劫罪除使用威胁手段外，还使用暴力或者其他方法；敲诈勒索罪不使用暴力或者其他方法。（6）抢劫罪故意内容是抢劫；敲诈勒索罪故意内容是敲诈勒索。（[参见]同上书，p1631-1632）
2、抢劫罪与寻衅滋事罪的界限：（1）主观特征不同。寻衅滋事罪是以满足耍威风等不正常的精神刺激或其他不健康的心理需要为目的，以破坏社会秩序为目的；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2）客观方面不同。寻衅滋事罪表现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行为；抢劫罪表现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行为。（3）客体不同。寻衅滋事犯罪的客体是公共秩序；抢劫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的财物的所有权。（[参见]同上书，p1890-1891）
3、敲诈勒索罪与寻衅滋事罪的界限：寻衅滋事行为人勒索的动机是为了满足精神上的刺激，故意炫耀，因此犯罪往往是当面地、直截了当地进行；敲诈勒索行为人索取财物是主要目的，因此他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常常以间接的或当面暗示的方法进行。（[参见]同上书，p1890）
（二）“非”。“非”即指三罪名在实践中的区分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即便是从事多年刑事法工作的司法人员同样也说不清。例如，上文案例中陈强等人抢走张付良随身携带的30元钱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抢劫、寻衅滋事和敲诈勒索三种不同的意见，而且该案恰好处在两个“当场”情形下的三罪交叉地带。如若直接套用理论上三罪的界限，发现本案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既符合抢劫行为又符合敲诈勒索行为，同样也符合寻衅滋事行为，但认定为抢劫行为、敲诈勒索行为或者寻衅滋事行为又似乎不妥。造成不同诉讼阶段的司法人员认识不一，甚至同一诉讼阶段不同承办人认识不一，严重地困扰着司法办案人员。
（三）“是非之差”。“是非之差”的原因是理论与实践的区分逻辑和方法相去甚远。理论上的区分是大而空的表面区分。例如，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只针对典型的抢劫案件和典型的敲诈勒索案件才有意义。而对于非典型的抢劫或敲诈勒索案件则起不到任何作用，即行为人当场对被害人实施了较轻的暴力，又当场取得较大财物。这时理论显得尤为苍白，而这种类型的案件在司法实践中还为数不少。另外，理论上的所谓主观特征和客体之别，于实践中基本上没有太大意义，甚至可以说，理论上的区分有“欲加之别，何患无辞”凑数之嫌。而实践则不可以粗线条的区别，因为案件认定的结果必须是清楚的、唯一的，不容仅将理论区分的几点摆一摆就定罪或不定罪，而是要透视三罪细微区别和案件的全貌。
五、三罪区分难点原因之分析
三罪若处于典型状态下，一般不易混淆。但是，三罪若处于非典型状态下，也即在两个当场状态下，使得三罪之间的区分难度加大，那么难度加大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事出有因”情形下的两个当场。无论是学者课堂示例还是司法人员办案思维，一般都认为抢劫罪是那种拦路或者入室抢劫，行为人与被害人先前不存在任何纠纷，而是完全是通过单纯的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来连接彼此。但是，同时又无一例外地认为先前存在矛盾和纠纷的情况可以成立抢劫罪。而敲诈勒索罪与寻衅滋事罪则往往事出有因。这样，就使得三罪界限模糊不清，不易把握。
二是“临时起意”情形下的两个当场。较为常见的是行为人在实施敲诈勒索行为或者寻衅滋事行为过程中有临时产生抢劫的故意。而这种瞬间的主观意图又非常的不好认定。所以，同一案件时常会出现有的人认为行为人主观上没有抢劫的故意，而有的人则认为行为人临时起意抢劫，也是难辩难分。
三是“暴力程度较轻”情形下的两个当场。一般认为，抢劫罪的暴力属于那种惨不忍睹的暴力。但是也不排除一些轻微的暴力，因为被害人承受暴力的能力有差异。这样，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和寻衅滋事罪之间并没有太明显的区别。
四是“数额较小”情形下的两个当场。主要模糊的是抢劫罪与寻衅滋事罪之间的区别。司法人员一般认为寻衅滋事罪强拿硬要财物的数额并不大，若数额较大或者巨大定寻衅滋事罪显然有失偏颇。但是，抢劫罪劫取的财物数额可大可小，大到特别巨大，小到几元几角。那么当行为人取得的财物数额较小时，这种依赖数额大小来区分此罪与彼罪的办法就会失效。典型的示例是在学校周遍用暴力或威胁手段取得数额较小财物的案件，是定抢劫还是定寻衅滋事，也时有分歧。
五是“劣迹行为人”情形下的两个当场。行为人的前科、劣迹一定程度上影响三罪区分。司法实践中，若遇到“问题少年”、“问题青年”当场实施一定暴力、当场取得一定财的案件，往往倾向于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但实际上与敲诈勒索罪和抢劫罪很相近，也不易区分。
六、敲诈勒索、寻衅滋事行为过程中能否成立抢劫罪？
------ 2002年9月15日，犯罪嫌疑人张某伙同其他7人蓄谋敲诈闫某6000元钱，并且商量把闫某由顺义劫持怀柔进行敲诈，主观清楚，目的明确。16日，张某等8人找到闫某，对其进行殴打，并强行拽上车。上车后，张某等人用事先准备的毛巾蒙住闫某的眼睛，又对闫某进行殴打。这时，张某发现闫某的手表挺不错的，于是夺过手表自己戴上。当车行至目的地后，张某等人对闫某进行威胁和殴打，迫使闫某在3天内凑足5000元。
本案整体行为应为敲诈勒索之行为，但在敲诈勒索行为过程中又包含夺取手表之行为。而判断一行为还是数行为的标准是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或者目的的单复数，就本案而言，行为人张某主观存在敲诈勒索的故意不存在问题，但张某主观上是否还存在临时的抢劫故意？笔者认为，本案中张某的主观故意变化轨迹为敲诈勒索之故意 抢劫之故意 敲诈勒索之故意。而不能认为整个犯罪行为是敲诈勒索，且敲诈勒索之故意为本案的主要犯意，否认抢劫故意的存在。退一步讲，即便否认行为人张某主观上存在抢劫的故意，那么张某抢夺闫某手表的行为有四种可能的处理结果：
A、构成敲诈勒索罪。
B、不予认定。
C、构成抢劫罪，但与敲诈勒索罪构成牵连关系，不定抢劫罪。
D、构成抢劫罪，但与敲诈勒索罪构成吸收关系，不定抢劫罪。
分析本案发现这四种处理结果显然不成立。其一因为被害人是在不敢反抗的情形任张某夺取手表，没有其他的选择，所以不应成立敲诈勒索罪；其二采取不予认定的回避态度，不可取；其三本案抢劫与敲诈之间非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也非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不构成牵连关系；其四按重罪吸收轻罪原则，应抢劫罪吸收敲诈勒索罪。
给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敲诈勒索、寻衅滋事行为构成中可以成立抢劫罪，从而可以解决在暴力和威胁笼罩过程中，突然发现被害人的手机、香烟或者零钱等财物时，强行夺取的行为之定性问题。
七、区分三罪把握的原则
三罪之间细微区分一直以来为司法实践的难点，将来仍然是司法实践的难点。那么遇到这样类似的案件如何处理呢？笔者认为：
一是从主观方面的证据来看，案件现有证据能否充分证明行为人主观意图是抢劫还是敲诈勒索，抑或是耍威风来寻求精神上的刺激。而如果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有临时起意迹象，应具体详实地另行分析。
二是从案发时环境和行为人实施暴力程度来看，案件当时所处的环境和行为人实施暴力、威胁程度是否到达被害人不能反抗、不敢反抗或者不知反抗的程度，意在判断具体案件中被害人是否有可以选择的途径和空间。例如，“黑吃黑”的案件，明知被害人财物是偷来的或者抢来的，以告发相威胁，取得财物。此时，被害人并非因威胁产生精神上的强制而做出唯一交出财物的选择，完全可以选择同行为人一起到公安部门自首。所以，这种行为人不应认定为抢劫罪而应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三是从刑事法精神来看，如果案件主客观方面存在不好认定的情况，但确实又构成犯罪，那么只能依据从轻的原则来处理案件。这样，一方面可以防止错案发生，另一方面也符合法治的精神。



中国政府 玻利维亚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玻利维亚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８６年５月５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６年５月５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玻利维亚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为增进两国建立在平等、互相尊重主权、独立和互不干涉内政基础上的友好合作关系，推动和发展两国的文化合作与交流，决定缔结本协定，条文如下：

　　第一条　缔约双方根据各自现行法律规定，促进在文化、艺术、教育、新闻、广播、电影、电视及体育方面的合作和交流。

　　第二条　缔约双方为更好地了解对方的文化和文明并进行合作，鼓励和促进两国的文化机构、体育组织、大学、文化艺术团体和人士之间的联系和交流。

　　第三条　缔约双方同意在文化、艺术方面按下列方式进行合作和交流：
　　一、互派教师、作家、艺术家、运动员和学生；
　　二、互派体育、艺术团体和艺术家进行表演，并交流经验；
　　三、相互举办对方的艺术展览和图书展览；
　　四、相互放映对方的影片，演出对方的戏剧；
　　五、相互交换出版物、视听材料和其他文化、教育方面的资料。

　　第四条　缔约双方将促进两国体育、广播、电影、电视机构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交换广播、电视节目，并派广播、电影、电视工作者互访。

　　第五条　缔约双方将根据各自的法律规定，为实施本协定规定的合作与交流的物品、印刷品和艺术材料等的入境和出境提供必要的便利。

　　第六条　缔约双方为实施本协定，同意签订补充协议和（或）议定书，以确定其他方面的文化合作。

　　第七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五年。如缔约任何一方在期满前一年未以书面通知另一方要求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将自动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本协定的终止将不妨碍正在执行的协议和计划。
　　本协定由缔约双方的全权代表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西班牙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本协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五日在北京签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玻利维亚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吴学谦　　　　　　　　吉列尔莫·贝德雷加尔·古铁雷斯
　　　　（签字）　　　　　　　　　　　　　（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