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溪市抚恤优待革命烈士家属军人家属复员退伍军人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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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溪市抚恤优待革命烈士家属军人家属复员退伍军人暂行办法
辽宁省本溪市人民政府
本溪市抚恤优待革命烈士家属军人家属复员退伍军人暂行办法
（本溪市人民政府令第6号 1993年10月9日）
本溪市抚恤优待革命烈士家属军人家属复员退伍军人暂行办法业经一九九三年九月六日本溪市人民政府第十八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第一条 为保障国家对军人的抚恤和优待，进一步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根据国务院《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凡户口在我市的革命烈士家属、因公牺牲军人家属、病故军人家属、军人家属、革命伤残军人、复员退伍军人统称优抚对象，均依照本暂行办法享受抚恤和优待。
第三条 本暂行办法所称的家属是指军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和依靠军人生活的十八周岁以下的弟弟妹妹，以及军人自幼靠其抚养长大而现在又必须由军人赡养的其他亲属。
第四条 市民政局为全市军人抚恤优待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市以下各级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的军人抚恤优待工作。
第五条 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和病故军人的一次性抚恤金，由死亡军人家属户口所在地自治县、区民政部门按有关规定发放。
第六条 多次立功或多次获得荣誉称号的现役军人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增发额按其所获最高功勋增发比例计算。退出现役后牺牲、病故的不予增发。
第七条 凡优抚对象的生活水平应不低于当地人均生活水平。
第八条 对家居农村的义务兵家属实行优待金制度，优待金由乡（镇）人民政府统筹，发放标准不低于所在村或乡（镇）当年一个成年劳动力平均收入的二分之一。其中立一等功的加发优待金的百分之百；立二等功的加发优待金的百分之八十；立三等功的加发优待金的百分之五十。
第九条 对家居农村的革命烈士家属、革命伤残军人、复员退伍军人，在享受国家抚恤和定期定量补助的基础上生活仍有困难的，当地人民政府应给予适当生活补贴。
第十条 优抚对象的医疗待遇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二等乙级（含二等乙级）以上的革命伤残军人，享受公费医疗待遇，其医疗费据实报销；
（二）三等革命伤残军人因伤口复发所需医疗费，经县级以上医院认定，由自治县、区民政部门据实报销；
（三）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军人家属以及带病回乡的复员退伍军人，因病治疗无力支付医疗费，由当地卫生部门酌情减免。
第十一条 革命伤残军人因伤残需要配制假肢、代步三轮车等辅助器械所需费用，以及配制过程所需旅差费，由所在自治县、区民政部门审批并解决。其中在职的革命伤残军人的旅差费由所在单位按工伤待遇办理。
第十二条 离退休和无固定工资收入的革命伤残军人，可在市内钢费乘坐公共汽、电车，免费优待证件由市城市建设局制发。节假日期间，革命伤残军人可凭《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伤残军人证》免门票游览公园。
第十三条 革命烈士家属、军人家属和复员退伍军人在与其他群众同等条件下，享有就业、住房、升学、生产经营优先权。
第十四条 每位革命烈士和家居城镇的因公牺牲军人，可享受优先安排其符合招工条件的家属一人就业的待遇，由公安、劳动部门办理有关转户、招工手续。
第十五条 家居农村的军人家属、复员退伍军人建房，在符合宅基地规划条件下，所在乡（镇）、村和土地管理部门应优先安排审批宅基地。
第十六条 家居城镇的军官和志愿兵配偶，其所在单位应按双职工待遇优先分配住房。军人配偶房屋动迁时，由其所在单位支付动迁费和煤气集资费。
第十七条 革命烈士子女报考本市高中、职业高中的，给予加十分的照顾；报考本市中等专业学校的，在同等条件下适应照顾，优先录取。
革命烈士子女和特等、一等革命伤残军人子女在市属学校学习的，免学杂费，同等条件下优先享受奖学金。
第十八条 家居农村的六十周岁以上或未满六十周岁丧失劳动能力的革命烈士家属、革命伤残军人，免收按人口分担的百分之五社会负担费。
第十九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组织人力，帮助缺乏劳动力的革命烈士家属、军人家属、复员退伍军人种好承包责任田。
第二十条 无固定收入的革命烈士家属、军人家属、革命伤残军人、复员退伍军人要求自谋职业和经商办企业的，在同等条件下，有关部门应予优先办理登记发照。纳税有困难的，税务部门依法给予减免所得税照顾。
第二十一条 对家居农村的革命烈士家属、军人家属、革命伤残军人、复员军人及带病回乡的退伍军人，有关部门应优先供应良种、化肥、农药、地膜、柴油等农用物资，并优先收购其生产的农产品。
第二十二条 现役军人立功按下列规定予以表奖：
（一）现役军人荣立三等功的，由其家属所在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庆功报喜，发给其家属奖金三百元；
（二）现役军人荣立二等功的，由其家属所在自治县、区人民政府组织庆功报喜，发给其家属奖金五百元；
（三）现役军人荣立一等以上功勋的，由市人民政府负责制做牌匾、庆功报喜，发给其在我市居住的家属奖金一千元。
第二十三条 对因战伤亡的民兵、民工和参加军事训练伤亡的民兵抚恤优待，可参照本暂行办法规定办理。
第二十四条 本暂行办法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暂行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与证券交易所监管职能相关的诉讼案件管辖与受理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与证券交易所监管职能相关的诉讼案件管辖与受理问题的规定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８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３３３次会议通过）
法释〔2005〕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与证券交易所监管职能相关的诉讼案件管辖与受理问题的规定》已于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８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３３３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５年１月３１日起施行。
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为正确及时地管辖、受理与证券交易所监管职能相关的诉讼案件，特作出以下规定：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的有关规定，指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分别管辖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为被告或第三人的与证券交易所监管职能相关的第一审民事和行政案件。
二、与证券交易所监管职能相关的诉讼案件包括：
（一）证券交易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对证券发行人及其相关人员、证券交易所会员及其相关人员、证券上市和交易活动做出处理决定引发的诉讼；
（二）证券交易所根据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依法授权，对证券发行人及其相关人员、证券交易所会员及其相关人员、证券上市和交易活动做出处理决定引发的诉讼；
（三）证券交易所根据其章程、业务规则、业务合同的规定，对证券发行人及其相关人员、证券交易所会员及其相关人员、证券上市和交易活动做出处理决定引发的诉讼；
（四）证券交易所在履行监管职能过程中引发的其他诉讼。
三、投资者对证券交易所履行监管职责过程中对证券发行人及其相关人员、证券交易所会员及其相关人员、证券上市和交易活动做出的不直接涉及投资者利益的行为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四、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两岸四地教唆犯探析
作者简介：许豪 男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2002级刑法硕士研究生100088
张倩 女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2002级刑法硕士研究生 100088
摘要：近年来，港澳台与大陆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不同法律传统与司法制度的冲突日益受到学者与司法工作者的关注，特别是在香港、澳门回归后，在一国两制的国家体制下，法律适用的协调本文在对两岸四地教唆犯从立法规定着手，进行深入的比较的，深入分析其理论根源及文化背景。
关键字：教唆犯 共同犯罪 从犯 正犯
教唆犯是指教唆他人犯罪的人。现代刑法理论对犯罪中止问题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透彻，但是由于近一个世纪法律文化传统的差异，及对生活不同价值观念和追求，两岸在这个问题上也自然互有异同。本文拟对两岸四地教唆犯作一粗略比较，以期两岸四地在此问题上的刑事立法和刑事法学研究不断发展和完善。
一、两岸四地关于教唆犯的规定
作为共同犯罪人种类之一的教唆犯，是采用以分工为标准的分类方法划分出来的独立共犯种类，因此它在刑事立法中与共同正犯与从犯相并列。台湾地区刑法中关于教唆犯的分类亦采取此论并沿用至今。大陆刑法将教唆犯与主犯、从犯、胁从犯并列。澳门刑法没有专门规定教唆犯，而是将教唆犯归入正犯的一类。香港刑法对教唆犯没有专门规定共同犯罪有没有规定，而是将其归入从犯，“任何人协助、怂使或促致他人犯罪，即属从犯。”
关于教唆犯的概念，
澳门刑法没有专门规定教唆犯，但在刑法典第25条规定：“故意使他人产生作出之事实之决定者，只要该事实已实行或开始实行，亦以正犯处罚之。”
香港将罪犯分为主犯和从犯，“帮助、唆使、劝诱或促成他人犯罪的”人属于从犯（二级共犯），“教唆他人犯罪，是指明知（或蓄意漠视）。某人存有致罪意念，并明知当时的情况构成犯罪，却在该人犯罪时而故意鼓励或怂恿该人犯罪。”1 同时在不完整罪中规定了教唆罪。“教唆他人犯罪本身即是犯罪”2 。但香港的“教唆罪不是由立法而是由普通法创制的犯罪。因此，对于何种行为构成教唆罪，由判例法确定。”3
对于教唆犯的处罚两岸四地也有不同的规定，大陆刑法典第29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它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如果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台湾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教唆犯，依其所教唆之罪处罚之”。第3款规定：“被教唆人虽未至犯罪，教唆犯仍以未遂犯论。但以所教唆至罪有处罚未遂犯之规定者，为限”。
澳门刑法对于教唆犯，只要教唆的犯罪“已实行或开始实行，亦以正犯处罚之”，即以其所教唆的罪的正犯处罚。
香港《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89条规定：“任何人帮助、唆使、劝诱或促成主犯犯罪的人，与他人构成同罪。”即主犯构成盗窃罪从犯亦构成盗窃罪，但这并不意味主犯与从犯要判同样的刑罚。如果正犯比较年轻，而帮助、唆使、引诱、促成者较为年长或经验丰富，则后者便可能得到更严厉的惩罚。4
二、比较
（一）立法比较
一般认为，教唆犯不是独立犯罪的罪名，是按分工为标准的分类方法划分出来的独立共犯种类。对于共同犯罪人的分类主要有：1、二分法，把共犯分为正犯和从犯两类（或者主犯和从犯），而教唆他人犯罪和帮助他人犯罪的都以论处从犯。2、三分法，将共同犯罪人分为正犯、教唆犯和从犯（或者主犯、教唆犯和从犯）。4、四分法，不共同犯罪人分为组织犯、实行犯、教唆犯和帮助犯。各国的立法也是从共同犯罪的角度确定教唆犯的含义。
大陆和台湾对教唆犯有专门的概念。大陆刑法典第29条第1款规定：“教唆犯是指故意唆使他人实施犯罪的人。”台湾刑法第29条第1款规定：“教唆他人犯罪者，为教唆犯。”澳门和香港没有教唆犯的概念
大陆和台湾刑法都将教唆犯定义为：“教唆他人犯罪的”。大陆和台湾刑法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都采取了三分法，但采取的分类标准不同。
澳门将教唆犯规定在正犯之中，“故意使他人产生作出之事实之决定者，只要该事实已实行或开始实行，亦以正犯处罚之。”香港将罪犯分为主犯和从犯，“帮助、唆使、劝诱或促成他人犯罪的”人属于从犯（二级共犯），（这里“教唆他人犯罪”，“是指明知（或蓄意漠视）某人存有致罪意念，并明知当时的情况构成犯罪，却在该人犯罪时而故意鼓励或怂恿该人犯罪”5 ；怂使他人犯罪是指某人犯罪之前故意劝导、唆使或鼓励该人犯罪（Callaem [1986]QB·808·）；促使他人犯罪，是指在某人犯罪至于故意力图该人犯罪（Attorey General’s Reference (NO.1 of 7975)如果）；）同时在不完整罪中规定了教唆罪。但是香港刑法的教唆罪与共同犯罪中规定的“帮助、唆使、劝诱或促成他人犯罪的”二级主犯不是同一个概念， “它们之间关键的不同之处是：被告人在被定为二级主犯之前，必须是实际上已实施了犯罪；而教唆罪并无这一要求。被告人试图影响被教唆者实施犯罪时，就意味着实施了教唆罪。”6 二级主犯是在一级主犯产生犯意、实施犯罪行为之后“帮助、唆使、劝诱或促成”其犯罪的，不同于我们研究的造意犯，相当与我们共同犯罪从犯的帮助犯。二者区别在于，帮助犯属于从犯而教唆犯在共同犯罪的地位不确定，看教唆者在共同犯罪起到作用。此文我们对于此不作探讨。下文中着重探讨香港刑法规定的教唆罪。
将教唆犯独立规定说明大陆和台湾刑法的教唆犯的重视。台湾将共同犯罪人分为正犯、从犯和教唆犯，而大陆刑法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但是“教唆犯不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共犯人中的独立种类”7 ，将教唆犯与主犯、从犯和胁从犯相并列，混淆了共同犯罪人的分类，后三者是按作用为标准的分类，而教唆犯是按分工为标准的分类。按照作用为标准的分类便于定罪量刑。相比较，台湾关于教唆犯的分类更具有合理性。
（二）成立条件
大陆刑法理论根据刑法的规定，一般都认为教唆犯是故意地唆使他人实施犯罪的人。因此构成教唆犯需要具备如下要件：首先，从客观方面说必须由教唆他人犯罪的行为或者教唆行为引起被教唆人实施所教唆的犯罪。其次，从主观方面说，有教唆他人犯罪的故意。8 台湾学者也认为，“教唆犯之成立要件包括教唆故意（主观要件）与教唆行为（客观要件）。”9 同时大陆和台湾刑法都认为客观方面只要教唆者实施了教唆行为足以，而不要求被教唆人是了所教唆的犯罪为必备要件。
澳门刑法典在正犯中规定了教唆行为，认为正犯必须是“亲身或透过他人实行事实者，又或与某人或某些人透过协议直接参或共同直接参与事实之实施者，均以正犯处罚”。显然如果被教唆者没有实施被教唆之罪，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不构成共同犯罪，澳门刑法没有规定教唆行为构成犯罪，按照澳门刑法对教唆者不能处罚。因此，教唆者构成犯罪必须是教唆者与被教唆者成立共同犯罪。根据澳门刑法，教唆者构成犯罪要求：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主观上又共同犯罪的故意，客观上被教唆者实施了被教唆之罪。
香港的教唆罪要求“控方必须证明存在教唆犯罪的行为和影响被教唆者实施犯罪的故意”10 。几乎所有试图影响他人犯罪的手段都是教唆行为。“行为人可以以威胁、事假压力和说服为手段‘教唆’他人犯罪”（Invicta Plastics Ltd v Applin [1973] RTR 251）。教唆行为不一定要指向特定的人。在印维克他塑料有限公司（Invicta Plastics）一案中，报纸刊登的广告说物品的优点是可用来实行犯罪。现在的法律还要求，教唆者必须知道或相信被教唆者有实施犯罪的一天。尽管这一广告针对的是世界上不特定的对象，但也被认为是教唆行为。但是教唆内容必须是由判例法规定的犯罪行为。
（三）刑事责任
确定教唆犯的形式责任首先明确教唆犯的性质。关于教唆犯的性质，刑法理论界主要存在两种学说，即独立性说和从属性说。前者是指教唆犯行为完全独立于实行行为，教唆行为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教唆行为就是构成教唆犯罪客观要件的行为，其刑事责任不以实行行为犯的刑事责任为转移；后者是指，教唆犯的教唆行为附属于实行犯的犯罪行为，因为直接破坏法律规范的是实行犯的实行行为，教唆行为并不直接破坏法律规范，因而教唆犯的刑事责任也以实行犯的刑事责任为转移。
二重性说是目前大陆刑法学界的通说观点，主张大陆刑法中的教唆犯是独立性与从属性的有机统一。该说认为，就教唆犯与被教唆者的关系而言，教唆犯具有从属性；另一方面，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本身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它使得教唆犯与被教唆者之间产生联系，同时使得教唆犯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暴露于世，因而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又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具有相对独立性。根据这种相对独立性，教唆犯实施教唆行为，无论被教唆者是否接受教唆并实施犯罪，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本身都构成犯罪。可见，教唆犯具有从属性和相对独立性相统一的二重性。（注：参见伍柳村：《试论教唆犯的二重性》，载《法学研究》1982年第1期。）
大陆刑法理论和刑法典将教唆行为分为独立教唆和共犯教唆两种：前者是指凡实施教唆行为，即使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之罪的，也可以构成教唆犯，基于此大陆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后者是指出来实施教唆行为之外，还必须被教唆人实施了所教唆的犯罪才能成立，同时教唆犯罪的教唆行为与被教唆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于独立教唆“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共犯教唆“应当按照它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即根据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而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分别视为主犯或者从犯适用不同的处罚原则。 台湾刑法仅笼统地规定：“教唆犯，依其所教唆之罪处罚之”。这是由于两地所采取不同的分类标准，大陆刑法主要依据行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进行分类，有利于教唆犯定罪量刑。而台湾依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进行分类。台湾刑法还规定对教唆犯的处罚“以所教唆至罪有处罚未遂犯之规定者，为限”。此处显示教唆犯从属性。
澳门刑法没有规定独立教唆行为，对于教唆犯的规定，完全采取了从属性说，对“故意使他人产生作出之事实之决定者”的处罚以被教唆者是否已经“实行或开始实行”被教唆之罪。换言之，如果被教唆者没有实施被教唆之罪，对教唆者是构成犯罪。澳门刑法对于教唆犯，只要教唆的犯罪“已实行或开始实行，亦以正犯处罚之”，即以其所教唆的罪的正犯处罚。显然将教唆犯完全视为正犯过于机械，也与教唆行为的世界危害性程度不相吻合，不利于体现罪责相应原则。
香港《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89条规定：“任何人帮助、唆使、劝诱或促成主犯犯罪的人，与他人构成同罪。”即主犯构成盗窃罪从犯亦构成盗窃罪，但这并不意味主犯与从犯要判同样的刑罚。如果正犯比较年轻，而帮助、唆使、引诱、促成者较为年长或经验丰富，则后者便可能得到更严厉的惩罚。11 这里的规定是对共同犯罪中二级主犯的规定，并不是我们上述意义上造意犯的纯粹教唆犯的处罚。
香港刑法单独规定教唆罪，未将教唆罪的行为归属于任何共同犯罪行为。虽然“被告人试图影响被教唆者实施犯罪时，就意味着实施了教唆罪”，但是香港刑法对教唆罪的处罚并不是采取独立性说，因为“在犯罪的故意还停留在一个人思想里，教唆者没有教唆他人（被教唆者）犯罪之前，或者教唆者和被教唆者没有同意共同犯罪之前，不存在任何犯罪。” 12 现行法律要求，教唆者必须知道或相信被教唆者有实施犯罪的意图。在柯尔（Curr [1968] 2 QB 944）一案中,被告人被控犯有教唆妇女实施《1945年家庭补助法案》规定的犯罪，即收集这些妇女没有权利享有的社会安全补贴。被告人的定罪被推翻，理由是控方不能证明被教唆的妇女知道子被教唆实行的行为构成犯罪，并有构成本罪必须具备的犯罪意图。
参考文献：
1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2页。
2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7页。
3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7页。
4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2页。
5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2页。
6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9页。
7 张明楷《教唆犯不是共犯人中的独立种类》，载《法学研究》1986年第3期。
8 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1989年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01－202页。
9 林山田著《刑法通论》1986年2月版，三民书局，第219页。
10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8页
11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2页。
12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