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野生植物资源保护管理暂行办法

上一篇: 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
下一篇: 浙江省关于鼓励华侨和香港澳门同胞投资的规定

“新圈资运动”引发中国“商人盛世”

李华振 武奎元


本文原载全国工商联合总会刊物《中国商人》2004年2、3期合刊




就在不久前，金融大鳄索罗斯以其独特的眼光和商海经历，对西方商界做了一个不乐观的断言：“盛宴早已结束，而人们仍在跳舞。”但在东方，对于肩负着“新市场经济”兴衰成败之重任的中国商人阶层来说，由于“新圈资运动”的施行，精彩的盛宴才开席，诱人的舞曲刚刚响起，中国的“商人盛世”之伟大时代即将开元……
经济遭遇瓶颈，中国急需新圈资运动
中国市场经济遭遇了瓶颈！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日、韩、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灾情严重，但中国经济咬牙保持住了坚挺。乐观的国际观察家预言中国经济将在21世纪初继续高速增长，一切似乎都将继续阳光灿烂下去。但进入21世纪以来的3年里，中国市场经济突然“状态不佳”起来，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市公司的“集体地震”，丑闻不断、败绩连连；二是国有企业的“批量滑坡”，短期明显好转的可能不大。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是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的最重要主体，前者是“排头兵”，后者是“主力军”。但现状却是：“排头兵”的头抬不起来了，成了“缩头兵”；“主力军“的队伍不武了，成了“病力军”。
中国这次市场经济瓶颈的根本“症状”是公司治理结构出了问题，而在这个“症状（标）”的背后，其“病因（本）”则是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不够发达完善，以中产群体为核心的商人阶层的力量不够强大。
由于中国目前的绝大部分上市公司是从原来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来，所以，上述两方面的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于一点，即几十年的国有企业传统之固疾仍然没能得到完善的解决。由于国家本身并不是一个生命体，它无法像“自然人”那样去监管自己的财产。因此，“国家所有权”最终还要由具体的某个（些）人去行使。这样就产生了“国有企业双重代理风险”，即：经营者代理进行企业经营，会产生“经营者代理风险”；主管部门及官员代理行使国家所有权，会产生“所有者代理风险”。
科斯定理能合理地解释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瓶颈现象。在中国目前的国有企业和大多数上市公司里，不仅经理是“被雇佣者”，连本应由所有者担当的董事、监事也绝大多数是“不具有所有人身份的被雇佣者”！他们都被国家雇佣——且不同于西方的“市场化雇佣”，而是一种掺杂了浓厚的非市场化因素的“特权式雇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目标并不完全与公司、所有者（即国家）的目标一致，他们的行为价值取向有时候与公司及所有者的利益产生冲突、甚至完全背道而驰。对于他们而言，公司及所有者的利益只不过是一种“外部性因素”，并没有“内部化”为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在“经济人理性”之观念下，董事、监事、经理就会利用各种法律的、产权的、管理的、监督的空档，来谋求私利的最大化。
明白了中国这次经济瓶颈的成因，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克服这次经济瓶颈？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近代西方的市场经济发展史。史学家指出，近代西方经济文明的孵化器是当年的“圈地运动”，当时，新兴的生产力急需以某种方式来迅速进行资本积聚，因为只有比较集中的规模化的资本才能完成市场经济所必须的大工业生产，靠分散的资金根本难以担当这一重任。“圈地运动”就是应当时的历史大势而生的，是克服当时英国市场经济瓶颈的必须之举。虽然它在我们的传统历史教课书中被描绘为“吃人的圈地运动”，但就象《英雄》中的那句哲言所说“一个人的痛苦放到天下去看，就不再是痛苦”，任何一个高级文明在起步时都可能并不如我们今天想象的完美。
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社会要想以更快的、更常态的速度向前发展，必须走市场经济之路，而市场经济必须要求合理的社会分层和财富分化。中国目前所缺的就是这一点。所以，当我们打开电视，在珠三角和江浙地区的电视频道里看到“发挥带头作用，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做出贡献”的公益广告时，不必再感到丝毫的惊诧和不解。
不管是从历史经验上看还是从现实需要上看，中国的市场经济要想克服这次瓶颈、继续以更快更健康的速度向前发展，必须进行一场类似于“圈地运动”的“圈资运动”，促进合理的社会分层和财富分化。（注意：本文所讨论的“圈地运动”和“圈资运动”都是从经济的角度而言的，是一个学术意义上的概念，不含褒贬之主观评价色彩。这主要是一个经济规则，与人们通常所说的“骗钱、套利”不是同一个范畴。）
就象当年英国的“圈地运动”一样，“土地”和“国企”都是一种具有市场价值的经济要素，能用金钱来衡量。正如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所指出的，大量的国有企业资源通过经济及法律上的技巧性操作转移到商人阶层手中，实质上与大片大片的土地集中到商人阶层手中一样，都是为市场经济扫清路障。市场经济要求“圈土地”还是“圈企业”，这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所决定的，当时英国市场经济的瓶颈主要是缺乏最基本的大工业生产要素（即土地），所以它就只能是圈“地”运动，想圈其它的更高级的生产要素也不可能，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其它更高级的生产要素。
中国目前市场经济的瓶颈不再是土地（至少不主要是土地），也不是企业，因为国企的数量并不少，而是缺乏民营企业和商人阶层，所以，中国目前的“圈资运动”只能是圈“企业（国企）”，而不是圈“土地”。与“圈地运动”相比，“圈资运动”是一种更高级的形式。
新圈资运动引发中国的“商人盛世”
关于商人，在古代的自然经济里，被贬为“无商不JIAN（奸）”；但自从进入市场经济以来，它已经变成了“无商不JIAN（坚）”——现代社会如果缺了商人，就难以坚实长久，最有力的例证是前苏联，它虽然曾与美国一样成为世界超级强国，但由于它实行的并不是市场经济，商人阶层几乎不存在，所以，到头来，它无法象美国一样“因商而坚”，未到百年，就已经隐入了黑皮史书里。
如上文所析，中国要想培育出强大的商人阶层，必须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进行“新圈资运动”。但中国今天的情况与英国圈地运动时的社会环境有了极大不同：英国当时进行圈地运动可以牺牲社会中下层的利益，但中国现在处于“人权时代”，尤其是社会主义之理念更不允许出现类似英国圈地运动时的“血腥的资本原始积聚”。那么，中国该选择何种更文明、更有效的方式来完成“新圈资运动”？
基于这种考虑，“对国企进行MBO改革”就成了一种比较理想的方式。MBO的英文是Management Buy-outs，中译“经理层收购”或“管理者收购”，是指管理者（层）用本企业的资产作担保来进行融资，再用融来的资金收购本企业的股份或分支机构，从而达到控股或参股本企业之目的，使管理者由雇员变为所有者。在西方，它是一种资本运作方法，曾在西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用用。例如英国，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大力推行“国企私有化改造”（即民有化，与国有化相对应），曾借助于MBO方式来进行。
MBO的确能治国企之病，是实施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良方，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途径。它最大的贡献在于两点：
第一是使国企经营者由“纯粹的代理人（打工者）”变成了所有者，实现了国企的虚拟私有化改革。MBO之后，经营者拥有了企业股份，企业的利益对他们而言，不再是纯粹的外部性因素，已经成了内部化因素。这就会促使他们以“关心自己切身利益”的心态来积极维护企业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能避免“经营者代理风险”。
第二是巧妙解决了经营者自有资金不足的难题。过去，我们在实行“高级人才持股计划”、“经理股票期权计划”等改革措施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经营者缺乏足够的资金来购买企业股份。这导致许多改革措施无法执行，因而收效甚微。现在，MBO巧妙解决了这一难题：它允许经营者用本企业的资产作担保来进行融资，再用融来的资金收购本企业股份。
正因如此，MBO一出现，就深受业界欢迎，被誉为“治疗国企之病的实用良方”，它使国企的“民有化改造”由空想变为实践。
“商人盛世”推动新市场经济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正式挂牌，财政部负责有资产管理事务的国有资产评估处业已撤消，其有关职能移交给新成立的国资委。至此，财政部不再直接管理国有资产，为“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进一步改革做好了预热和铺垫。与此同时，《国有资产法》的起草工作也已接近尾声，提交全国人大审议。这一切都预示着目前近10万亿的国有资产将面临一场新的变革。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出现更大规模的“商人阶层”就成为必然之势。商人阶层将会大大推动中国的市场经济进程，即“新市场经济时代”。
何为“新市场经济”？它是与“老市场经济”（即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建立在严格私有化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相对而言的。“老市场经济”认为一国要走市场经济之路，必须先进行完全的、彻底的、实在的私有化改造，否则，将无法建成市场经济。所以，当中国决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前称为商品经济）”时，国际评论预言中国要么步前苏前东欧后尘，要么根本建不成市场经济。因为在西方的产权经济学家看来，市场经济发祥于以鲜明的“产权私有化”为特征的西方，它的“基因”就是私有制，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二者无法嫁接成功。
但中国的经济实践打破了以上断言。中国经济奇迹成为继日本经济奇迹、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之后的亚洲、甚至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亮点。有外电评论说，1921—1949年，把原本不十分适于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了“中国特色的马主义（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复兴的第一次创举。（注：外电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不十分适于中国”，是指当时的中国几乎不具备起码的工人阶级力量。）而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则把原本不十分适于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改造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中国复兴的第二次创举。
在看到中国“新市场经济”取得初步成功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更清醒地认识到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新市场经济目前面临着“瓶颈”的考验。许多人不明白：既然中国的新市场经济有其合理性和生命力，为什么目前还遭遇“瓶颈”？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指出，这是因为中国新市场经济是介于“两端”之间的一种“综合平衡体”，这两端就是：A端为严格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国有制，B端为严格意义上的老市场经济私有制。中国的新市场经济是从A端出发的，当它从A端出发之后，生产力开始摆脱严格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国有制的束缚，打个形象的比喻，它就象一个被围困被压抑已久的大河，一旦开闸，立即就把蓄积多年的能量和潜力发挥了出来，奔腾向前，蔚为壮观，这就出现了20多年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之奇迹。但当这条大河往前奔流了20多年后，原来的潜能已经用尽，就面临着河床堵塞、河堤泄水等等新问题，此时应该分析这些新问题、采取新对策，而不能再死守旧经验，固执地认为新市场经济可以一劳永逸、一直向前、一往奔腾。新市场经济也要不断地完善，才能长葆其“新”和“健”。
如果把传统的计划经济下的国有视为一种“典型国有”，那么，中国现在的国有则可以相应地称之为“后国有时代”。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像“大工业时代与后工业时代”、“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一样，既前后脉承、又有显著不同。现在正热炒的国企MBO改革，实际上并不是独立的经济现象，只不过是整个“新圈资运动”进程中的一个环节、一种方法、一条途径。“新圈资运动”的成功，将把中国的“后国有时代”进一步推向高潮。由此所产生的更强大的商人阶层，将有力地推动中国新市场经济克服目前的瓶颈，继续向前发展。








作者简介：
李华振，河南人，祖籍安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生部，财经作家，2003年度“十大智业人物”之一，在国家级经济类杂志上发表文章280余篇，并多次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转载，见于北京社科院学报《北京社会科学》（季刊）、《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理论版）》、新华社《经济世界》、《中国经贸》、《中国商界》、《政策与管理》、《经济导刊》、《财经报道》、《企业研究》等刊。
曾任多家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的战略企划中心总经理，被多家杂志以“封面人物”进行报道。现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上，在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课题研究”、“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专项研究”等课题组中从事研究工作。
作者联系方式：lhzlwh@yahoo.com.cn 或 lhzlwh@21cn.com.cn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中央企业2009年开展效能监察工作的指导意见

国资纪发[2009]3号


各中央企业纪委（纪检组）、监察局（部、室）：

　　为深入贯彻第十七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企业纪检监察工作会议部署，紧紧围绕中央企业改革、调整、创新、提高的中心任务，认真履行监督检查职责，进一步深入开展效能监察工作，促进企业不断强化执行力，持续提高管理水平，保证中央有关科学发展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实和企业平稳快速发展，现就中央企业2009年开展效能监察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统一立项，对“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专项监察

　　2009年，国资委将进一步深化中央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积极推进中央企业董事会试点工作，进一步促进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各中央企业要紧紧围绕这项重大任务，在2008年国资委组织开展“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贯彻落实情况专项督查调研工作的基础上，统一组织对所属二、三级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情况开展专项效能监察，促进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领导人员用权，防止决策失误，防范决策风险。

　　一是在“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建设方面，重点监察：“三重一大”事项界定在本企业是否明确；“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是否系统完整、便于操作；决策主体职责权限划分是否明确清晰、便于执行；决策程序及决策方式是否规范具体、便于实施；决策制度有无重大遗漏等。

　　二是在“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执行方面，重点监察：“三重一大”涉及事项决策前是否进行充分酝酿论证；决策时是否充分发扬民主并按规定程序和方式形成决策；决策过程有无记录，记录是否完整；“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是否一贯坚持并规范操作等。

　　三是在“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监督方面，重点监察：有无相关的监督规定；监督主体及监督职责、程序是否明确；监督渠道是否畅通，监督过程能否保证有效制约；决策后评价制度、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及纠错机制是否建立并严格执行等。

　　二、因企制宜，认真抓好效能监察的自选立项工作

　　2009年，既是国资委加快中央企业调整重组步伐，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一年，也是中央企业克服困难，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抓住机遇，调整优化上水平的一年。各中央企业纪检监察机构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紧紧围绕当前企业的中心任务，参照下列指导项目，从实际出发，针对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做好效能监察的自选立项工作。

　　（一）围绕重大投资项目开展效能监察，加强对中央有关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重点对投资安排、项目管理、资金管理、成本管理、合同管理、招标采购、工程进度和质量安全管理等重要环节加强监督控制，严禁违反决策权限和程序批准投资项目，严禁擅自改变投资方向和内容、随意扩大投资规模、提高或降低投资标准，严禁滞留、挤占、截留、挪用和虚报冒领项目资金。加强过程监督，督促企业建立健全项目管理责任体系和各项管理制度，细化实施环节的责任制，严格履行决策程序，严肃责任追究，提高项目质量和投资效益，有效管控风险，消除隐患和安全死角，避免出现违规违纪问题，确保管理规范、项目优质、资金安全、干部廉洁。为促进中央企业落实中央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二）围绕企业改制、产权转让项目开展效能监察，加强对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优化过程的监督检查。重点监察：是否超越权限决定企业改制或转让企业国有产权，是否擅自决定企业国有产权协议转让；是否弄虚作假、隐匿资产、提供虚假会计资料导致资产评估不实；是否按规定在产权交易机构中进行交易；是否暗箱操作，规避竞价转让；是否营私舞弊，与买方串通低价转让国有资产；是否以权谋私，利用改制和产权转让之机转移、侵占、侵吞国有资产；是否严重失职，违规操作，损害国家和企业利益以及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等。确保企业国有产权有序流转，资本结构规范调整。

　　（三）围绕加强成本管理开展效能监察，加强对企业基础管理的监督检查。要继续围绕物资设备采购业务开展效能监察，在提高采购招标业务的规范性、降低采购成本方面充分发挥效能监察的作用；继续围绕节能降耗、降本增效工作开展效能监察，在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方面充分发挥效能监察的作用；继续围绕销售费用、应收账款、非生产性费用支出管理、存货管理、废旧物资设备处理等工作开展效能监察，在降低销售成本、提高资金回笼率、加快资金周转等方面充分发挥效能监察的作用。切实纠正管理粗放、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问题，促进企业完善业务流程，提高经济效益，改善管理效能。

　　三、工作要求

　　（一）继续加强组织领导，切实抓好效能监察工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确保国有企业持续稳定较快发展，最根本的措施是要不断推进企业管理上水平，狠抓最基本的生产环节管理、现场管理、财务管理、责任制管理等基础管理工作，提高执行力,夯实企业的发展基础。实践证明效能监察既是加强企业管理的有效方式，也是反腐倡廉的重要途径，各中央企业要把深入开展效能监察工作作为督促企业强化基础管理、提高执行力的重要手段，加强领导，统筹安排，保证本企业效能监察的组织落实、责任落实和工作落实。

　　（二）认真组织积极协调，精心抓好效能监察的选题立项工作。各级纪检监察机构要牢固树立效能监察工作服务、保障、促进企业发展的理念，认真搞好组织协调，紧密结合当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和企业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充分利用内部监督资源，从生产经营管理的重点、领导关心的难点和职工群众关注的热点入手，精选细挑，切实做好效能监察的选题立项工作，统筹搞好全年工作安排。

　　（三）切实履行监督责任，把效能监察工作做实、做细、做好。要认真履行监督检查职责，强化责任意识，扎实细致地抓好过程监督。要加强事前监察，抓苗头，抓防范；要突出事中监察，抓隐患，抓纠正；要强化事后监察，抓查处，抓改进。要督促企业改进管理方式、优化业务流程、完善管理制度、健全管理机制，堵塞漏洞，强化内控机制建设，认真贯彻落实国资委出台的《中央企业资产损失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使效能监察工作真正做到：选准一个项目、查透一类问题、完善一套制度、规范一项管理，持续提高执行力，增强效能监察服务中心、促进建设、强化内控、保证发展的作用。

　　（四）不断努力探索创新，持续推动效能监察工作深入规范发展。要不断创新和规范效能监察工作的方式方法，逐步推广效能监察成效评价工作，加快构建效能监察工作的激励机制；要努力探索效能监察围绕企业改革发展进程选题立项的新问题，不断研究效能监察在融入管理、进入流程方面的新途径，改善操作方法；要改进业务培训方式，加大培训力度，提高效能监察干部的业务素质和能力；要深入搞好效能监察的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加强信息沟通和交流，大力宣传和推广效能监察工作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

　　国资委纪委监察局将适时召开中央企业效能监察工作推进会。各中央企业纪检监察机构请于2009年11月底前将全年工作总结报送国资委纪委监察局执法监察室。
　　


国务院国资委纪委

监察部驻国务院国资委监察局

2009年2月12日